跟著我朝圣五臺山之菩薩頂

　　乾隆皇帝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志得意滿的一位皇帝了,壽齡最高、執(zhí)政最長,號稱“十全老人”,詩寫得也最多,甚至比公認詩作最多的陸游還要多出好幾倍。不過,量多并不代表質(zhì)精,文學界對他的詩作水平向來是不太恭維的。就拿這首詩來說吧,其政治歷史內(nèi)涵就遠在文學藝術(shù)水平之上。正像乾隆皇帝所說得那樣,清朝早期,五臺在團結(jié)民族、穩(wěn)定邊疆上所發(fā)揮的作用,要遠遠勝過百萬雄兵。清朝統(tǒng)治者深知藏蒙人民崇奉黃教,而文殊菩薩恰好就是黃教創(chuàng)始人宗咯巴的化身,他的道場又恰好在北接蒙古、東連京師的五臺山,于是,利用黃教、利用文殊菩薩利用五臺山、懷柔蒙古“這個本國策在康熙皇帝的一手策劃交撫史選擇了五臺山。五臺山在經(jīng)歷了北魏和唐朝兩次鼎盛之后,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三個黃金時代。所不同的是,這一次,大清帝國把他作為了自己實施民族宗教政策的首選戰(zhàn)略基地。清朝初期和中期,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位皇帝身體力行,先后朝臺競達13次之多。一個朝代之內(nèi),真龍?zhí)熳尤绱祟l繁地朝拜一座名山,這在中國歷史上怕是絕無僅有的�？滴趸实畚宕纬�臺,每次都要讓內(nèi)外蒙古眾王公陪同護駕,還指示內(nèi)蒙古最大的章嘉活佛夏季常駐五臺山,硬是將五臺山打造成了蒙藏人民心目中的至尊圣地。史料記載,清朝中后期,滿、蒙、藏等地區(qū)的僧侶信徒,尤其是內(nèi)外蒙古的王公貴族,每年都要徒步跋涉千里萬里到五臺山朝山進香,“驅(qū)駝馬牛羊數(shù)千里,傾誠貢獻”于五臺諸寺。還有信徒叩著“等身長頭”一直叩到白塔腳下、朝完五座臺頂。即使是貧困人家,一生中也最少要朝山一次;而富裕人家則不惜一擲萬金也要在山中購得一塊吉壤,以求死后能夠魂歸靈山圣地。這項國策的施行,使得五臺山成為了中國唯一漢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最盛時,黃廟竟然占到了全山寺院總數(shù)的4/1左右,一時間,蒙藏歸心、邊境安寧,五臺山成了維系漢、滿、蒙、藏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紐帶;這項國策的施行,更使得幾千年來中央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對抗沖突時的被動局面徹底終結(jié),中華民族在這個政策的推動下實現(xiàn)了最后一次全面融合,中國版圖在這個政策的作用下完成了最后一次有效擴充。從這個意義上講,菩薩頂?shù)倪@兩通大碑倒更像是兩座民族融合的紀念豐碑了。兩個世紀過去了,它們仰望著云卷云舒,見證著興廢盛衰,告別了康乾盛世之后的屈辱和黯淡,迎來了社會主義新時期。如今,它們一如既往默默地矗立在靈鷲峰之巔,向天南海北的游人展示著曾經(jīng)的榮耀,講述著新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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